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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

徐大明 | 语言是交流和认同的工具——解读中外学者有关语言识别问题的争议
发布时间:2018/5/7

徐大明,澳门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变异与变化、城市语言调查、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语言是交流和认同的工具——解读中外学者有关语言识别问题的争议

 

徐大明

 

(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 澳门 999078)

 

提要 不同的语言观带来不同的语言识别方法和实践。将语言仅仅作为沟通工具的语言观导致依据沟通度方法的“过度识别”结果。结合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结构因素的识别方法在中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在国际上却招致“政治导向”的质疑。语言作为言语社区的沟通和认同工具的认识或可解决有关争议。社会文化因素的相关性既体现在沟通也体现在认同的差异之上。认同和沟通的共构形成社区的语言;而语言和民族的共构则成为落后于时代的语言规划观。

关键词 语言识别;语言观;沟通度;语言认同;言语社区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202


 Language as a T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Xu Daming

 

Abstract The disputes on the methods and results of language identification are traced to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language. The understanding that language is no more than a tool of communication leads to the “over-identification” of languages relying on the method of mutual intelligibility. The method of linguistic and socio-cultural analysis has proven to be successful in China but received criticisms internationally for “being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e theory of speech community contributes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troversy by its defining of a language as a t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speech community. Under suc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gaps make differences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identities, which constitute the boundaries of speech community. The theory renders the co-ident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nationality obsolete and thus dissolves the arguments based on such co-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identification; definition of language; mutual intelligibility; language identity; speech community

 

 一、前 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濒危”逐渐成为学界和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无数语言学家和非语言学家投入到抢救濒危语言的工作。一类是“语言保护主义者”,另一类是“语言保存主义者”。“语言保护主义者”不肯坐视特定语言的消亡,力图扭转其式微趋势,甚至开展“语言复兴”活动;这些人往往不仅关心语言本身,还有更多政治、社会或文化动机。“语言保存主义者”有所不同,他们无意改变濒危语言的状况,而只是做文化典藏工作,乘这些语言尚存,记录和保存其特征或样本,这些人大都只对语言本身感兴趣,至多也只对与语言相关的文化模式感兴趣,或者他们认为语言多样性的减少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

在上述背景下,语言学界对于语言识别产生了一些争议。自语言濒危话题提出以来,多位语言学家已经预告世界语言总数大幅度减少的趋势和前景。与此同时,语言保护和保存工作也广泛开展起来。如上所述,对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视,推动了语言识别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识别工作的成效似乎与“语言多样性降低”的论断形成了一个悖论。近几十年来被识别出的语言数目不断上升,以至于仅仅看数字,世界语言数目不是在减少,而是逐渐增加了;从20世纪末叶的5000余种逐步上升到目前的7000余种,似乎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当然,支持“多样性降低”观点的学者会指出,新识别的语言恰恰是还有无数未被识别的语言的证明,似乎也可以据此做出许多未被识别的语言已经消亡的推论。但是,学界也有质疑这些新识别的语言的声音,认为一些识别结果是不严肃、不严谨工作的结果(Shearer 2009;孙宏开 2017;等)。

“语言识别”不仅是一项语言学内容,而且是影响语言保护工作以至关系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大事情(黄行 2009,2011;瞿霭堂 1990;等)。对语言识别产生的争议,需要引起重视。本文讨论语言识别的有关争议,试图推进语言识别的有关实践和理论问题的认识。要澄清语言识别的问题,首先需要澄清关于语言的定义(Xu  2016 ;Shearer 2017)。目前许多争议,起源于对“语言是什么”的不同理解。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讨论语言的定义,分析不同语言识别方法的理论背景,最终从语言规划视角来评估语言识别的作用和意义。


二、关于语言识别的争议


现代社会的语言矛盾和语言冲突,带来社会不和谐、不稳定,严重的导致政治斗争、国家分裂、流血事件或战争。因此,产生了政治导向的语言规划,以便解决社会整合、政治整合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纷纷确立各自国语和官方语言,成为建设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语言规划”的研究领域。

中国历史悠久,拥有连续数千年的历史文献。据文献记载,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帝国即开始了统一文字的工作,随后秦汉时期就有多次语言调查,记录各地字音调查的著作《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保存至今。因此,虽然国际学界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21世纪才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规划和语言调查实践却是源远流长。至少自秦汉始,各朝各代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语言规划措施;而且语言文字研究也连绵不断,形成了记录和追寻语言历史变化的传统,也积累了大量语言调查的成果(付懋 1984;孙宏开 1988,2005;Sun 1992;李宇明 2005;陈淑梅,孙彩惠 2009;苏瑞,李海英 2011;周庆生 2017;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即采取一系列举措统一“国音”,确立“国语”(武春野 2016)。随后,中国语言学家开展了语言调查,于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识别了几十种语言(孙宏开 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央政府组织下,结合民族识别工作,中国语言学家对境内语言开展了系统性识别和确认工作,至20世纪80—90年代即已确认中国的56个民族使用80余种语言。随后,在更为细致的工作基础上,中国语言学家宣称,中国境内已识别130余种语言(孙宏开 2017)。然而,这一数字受到一些国际语言学家的质疑。一些从事语言识别工作的国外学者指出,中国存在大量未被识别的语言;他们还指出,中国语言识别工作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可能有意抹杀语言差异,掩盖了实际存在的语言多样性(参见Erard 2009)。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允许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2006年外籍学者Jamin Pelkey到中国云南省彝族地区调查,使用语言沟通度的测试方法,在41个村庄的范围内识别出了24种不同的“语言”。而这些“语言”之间的差异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只不过是彝语几个方言分支中一些较为次要的差异,如果采用同样标准,之前界定的许多方言土语就都可以被识别成独立的语言。随后,Jamin Pelkey 的发现在颇具影响力的期刊《科学》(Science)上获得报道(Erard 2009),他所发现的24种“普拉语系”的“语言”也列入了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所编纂的《世界的语言》(Ethnologue),并获得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语言代码。这显然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严重对立并构成挑战。

问题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所涉及的云南省几十个彝族村民所使用的语言,而是怎样确定语言识别的标准。由于采取了不同标准,语言学家不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状况有不同的确认,对世界范围内语言多样性的估计也大相径庭。根据David Bradley的估计,中国云南省至少有150种语言(Erard 2009:332),该数字甚至超过中国学者所报告的全国语言数目(130余种)。而且,上文所提到的《世界的语言》列出的中国境内语言的数字为339种(Simons & Charles 2017)。事实上,类似问题绝不限于中国的语言。孙宏开(2017)指出,《世界的语言》新近公布的世界语言列表,总共7099种语言,其中包括大量重复统计和把大量方言土语确认为独立的语言的情况。一方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作为“官方语言”使用的同一种语言被重复统计了(例如,英语被统计了106次,阿拉伯语58次,汉语35次……);另一方面,将同一种语言的方言和土语列为不同的语言而导致这些语言被重复统计(例如,在中国,苗语被统计了58次,彝语48次,壮语17次……)。

语言识别方面目前出现的问题和争议需要予以解决。如上所述,语言识别关系到语言保护工作成败,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对待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基础性问题。虽然许多从事语言识别工作的学者高举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旗帜,甚至以“拯救濒危语言”为使命;但是,如果许多“语言”被识别出来,只是达到增加“濒危语言”数目的效果,反而会遭到质疑,因此削弱语言保护工作的意义。在保持人类语言多样性前提下,怎样确立一个客观性的关于多样性的评估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


三、语言是什么


中外学者对于具体语言的识别和辨认,对于语言识别的方法和手段,有很多争议;但是,多数学者却有一种共识,即这些问题和争议的产生是由于大家对“语言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王均 1981;孙宏开 1988;徐大明 2004;Kamuzella 2015;Xu 2016;Shearer 2017;等)。

关于“语言是什么”,学界内外没有争议的,似乎只有“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这一点,但将其作为语言的定义性特征则对“语言识别”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我们要区分的是体现不同的表现形式的种种人类语言,而不是人类语言与非人类语言,而人类种种语言都具有交际功能(参见徐大明,齐汝莹 2016)。看来,要解决语言识别问题,需要从“除了交际工具之外,语言还是什么”入手。即使仍然集中在“交际工具”的特征上,我们也需要回答“为什么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会具有多样性”的问题。

具有百年历史的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是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语言是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不同社区采用不同符号系统,因此产生交流的困难;而语言学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不同符号系统内部结构及其之间的差异。20世纪中叶兴起的生成主义语言学,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不同语言结构系统之间的共性,并力图将其联系到人类的生理和认知特征。在这一整个过程中,语言多样性都被作为一种表象来处理,研究成果都是“解构”差异性,找到较深层次共性。举例来说,语言学家发现说英语的人和说法语的人对同一事物使用不同的名称,这当然是他们操不同语言的证据;但语言学的解释是,这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不过是“能指”之间的差异,其“所指”还是相同的。再举例来说,英语语法与汉语语法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生成语言学家的相应研究是,这些不同特点都是同一个“普遍语法”的具体表现。

与结构主义和生成主义语言学平行发展的还有文化人类学的语言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的各种文化模式,既注重差异也考虑共性。在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等学者的影响下产生了语言学与人类学的交叉——语言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语言相对论”。根据“语言相对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由于受到其语言语义系统的局限,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也不同。这样就超越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能指/所指”理论,一个词汇形式对应的并不是现实世界的一件事物,而是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概念;而不同文化的概念系统之间具有强烈的不对应性。针对“语言相对论”的研究和争论一直存在,关于语言对世界观的影响有多大的争议持续至今。然而,语言与思维有密切关系,语言对思维有影响的观点已经基本确立。因此,人类语言多样性不仅体现在语音等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多样性从语言结构开始,一直延续到思维,再联系到文化模式的差异。因此,人类语言的功能似乎是一个从沟通到思维再到文化的连续体,一端为显性的交流活动,另一端为隐含在显性活动中的文化模式。整个连续体对沟通都产生影响,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化隔阂等都蕴含在语言隔阂之中。

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兴起的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同时它也继承了语言人类学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注重深入社区的实证调查,而且直接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和制约。以美国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为先驱,社会语言学开创了语言变异的研究方向,使人们认识到,语言多样性并不停留在“语言”或“方言”的层次,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不同说话人的语言表现也不尽相同,而且显现出许多有规律的差异。因此,语言学上的相同和不同,都是相对而言;具有交际价值的任何语言形式,都有其有限的使用范围,或简称为“社会语境”。不同的社会语境依范围大小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统,从个人层面一直可以延续到千万人众的社会群体。而我们通常所区分的“语言”,不过是其中一个层次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言识别”基本属于社会语言学的领域,如果“语言”标示的是言语交流通畅的一个状况,社会语言学家就会问:这是指在何种社会语境中使用的何种语言形式的交流情况?

总结起来说,对于“语言是什么”,目前至少有上述几种不同的理解:(1)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符号学的理解,语言是一个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符号系统;(2)建立在语言人类学基础上的文化模式的理解,不同语言是不同文化模式的体现;(3)建立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上的社会语境的理解,“语言”不过是一定层次的社会语境的一个标识,标志着一种相对通畅的语言交流状况,而无局限的言语互通状况根本不存在。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不同的语言观怎样影响语言识别工作。


四、语言识别方法及其理论背景


不同的语言识别方法带来不同的语言识别结果,而不同的语言识别方法来源于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即对“语言是什么”的认识。如果将语言仅仅确认为一件人与人之间口头交流所使用的工具,那么测试交流的效果即可确认该工具的有效性。如果将语言确认为文化模式的一部分,那么语言识别就需要包括有关的文化内容。如果“语言”只是对特定社会语境言语互动的抽象,那么语言识别就必须明确相关的言语互动主体及其活动内容。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那些已经带来争议结果的不同语言识别方法,剖析其背后理念,评估其科学性。

先看所谓“普拉语系”24种“语言”的发现者Jamin Pelkey所使用的方法,该方法一般被称作“语言沟通度”或“互通度”方法。根据《科学》上那篇文章的介绍,“Pelkey在做调查的村庄停留3—5天,在每一个村庄找10位左右村民进行测试,测试使用一个1200词的词表,他用图片或西南官话提示,请村民说出本地话的对应词,然后用录音机录下村民们的发音。在不同的村庄,他播放其他村庄的录音,看被试者能否听懂”(Erard 2009:333)。当然,Pelkey在调查中还做了一些其他工作,但以上是他调查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中程序最规范的部分。事实上,这种方法是在世界各地广泛调查和识别语言的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近年来还曾在中国开办培训班教授这种调查方法(孙宏开 2017)。

再看中国民族语言学者通常采用的方法。孙宏开(2017)介绍,中国学者通常并不采用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沟通度测试法,而是采用“语言社会身份差异度”和“语言结构差异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语言社会身份差异度”的确认参照了之前民族识别的标准,根据说话人群体的自我认同以及历史记载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和辩证的分析,以确认该群体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差异性及其分布范围。此外,对需要识别或辨认的语言变体与其他变体的区别是通过“语言结构差异度”的分析来进行的。与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采用词表测试的方法近似,这种分析依据一个2000词左右的常用词词表。在确认一组语言变体之间的谱系关系时,设立了明确的定量标准:(1)同语族的不同语支之间的同源词为10%—20%;(2)同语支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同源词为15%—30%;(3)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之间的同源词为50%—80%。不言而喻,如果两个变体之间基本找不到同源词,它们不仅是不同的语言,而且是属于不同语族的不同语言。通常,除了词汇差异之外,语法结构的差异也成为分析的指标。语言距离的分析是综合性的分析,整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语言识别方法的批评包括:(1)语言识别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因为语言识别用于民族确认(Erard 2009:332—333);(2)拘泥于语言历史谱系关系,忽略语言变化造成的交际障碍(Erard 2009:332);(3)受传统汉语方言划分方法的影响和局限(Erard 2009:333)。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确。

首先,坚持语言学的科学性是正确的,没有科学性的语言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不但降低了学科的地位,而且消除了其应用价值。这一点是应该坚持的,但它不仅适用于语言识别和民族确认的关系问题,也适用于“濒危语言”和“语言保护”的关系问题。对于后者,下文还有更多的讨论(见第六部分),我们先讨论前者。

20世纪50—80年代中国进行民族确认时,语言差异确实是一条重要标准,但并不是唯一的或决定性的标准。因此,尽管回、满、汉等多个民族的群众都基本使用汉语,包括这些民族在内的多个通用汉语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其民族地位;与此对应,也有多个民族群体没有因为内部存在语言差异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孙宏开 1988;马戎 2016;等)。这一点在56个民族确认时就已经实现,著名民族语言学家王均也曾著文强调语言识别的独立性(参见王均 1981)。因此,说中国学者对于语言识别的审慎态度是顾忌其对民族识别的影响是不正确的。但是,说中国学者将语言识别与对语言使用者的区分联系起来,这显然是正确的;上文所述的“语言社会身份差异度”的分析方法就是这种做法。下文我们会讨论这种做法的必要性。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仅因此形成了语言分化的谱系关系,还产生了很多不同语族之间的语言接触而形成的接触变体,这些并不能完全用谱系分析方法来划分。在理论层次,中外学者对此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而对于像Pelkey所发现的24种“普拉系语言”的争议,并不是这些语言变体之间及其与其他语言变体之间的差异是否存在;中国学者同样了解这些差异,只是认为这些差异并不足以将其识别为独立的语言。独立语言的确认不能只依据“语言沟通度”显示的交际障碍来确认,而是一个需要综合社会文化指标和语言学指标的多维分析的结果。因此,争议就追溯到“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显然中国学者并不接受“一个独立的语言就是用1200词的沟通度测试法辨认的一个语言变体”的假设。那么,什么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呢,中国学者引入了一系列非语言学因素来确认一个独立的语言。然而为什么与这些因素有关,为什么它们成为语言确认的必要因素,还缺乏理论层次的说明。

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学者在对待少数民族语言识别问题上采取了与汉语方言划分问题上基本相同态度的做法确实是一个事实,这也证明了中国学者保持一致的科学态度。众所周知的“许多汉语方言之间难以通话”的事实成为典型案例,即“口头交际的困难和障碍不足以确认为语言之间的界限”似乎是中国学者坚持的一项原则。这也是中国学者发现境内有130余种语言而《世界的语言》公布中国境内存在330余种语言的主要原因。中国学者认为汉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然而中国学者确认为汉语方言的吴、粤等语言变体均被《世界的语言》列为独立的语言。当然《世界的语言》列出的中国的330余种语言也包括Pelkey所发现的24种“普拉系语言”。

从科学性角度评估,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语言沟通度测试法具有简单易行、程序规范性、操作可重复性等优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客观性原则。但是,如孙宏开(2017)所指出,该方法作为语言识别的主要依据还是不妥当的。与此相对立的中国学者的做法,参考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外部因素,以及说话人群体的自我认同情况,全面分析有关语言变体结构差异的审慎做法,可以克服依赖沟通度测试获得语言识别结果这种简单化做法的一些弊病。但是,其理论依据还不明确,为什么沟通度不足以区分语言也未充分说明。下文的讨论将针对这些问题。


五、言语社区理论与语言识别


既然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际,语言沟通度的测试似乎是必要的,将其作为语言界限的一个客观标准似乎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Shearer 2017)。但是,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目前所采用的沟通度测试法,仍然过于简单,趋于表面化,会掩盖语言交际的复杂性,因此还有待改进(Shearer 2017)。然而,中国学者与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学者的分歧,并不局限于对语言交际的理解,还在于中国学者认为语言除了交际之外还有认同的功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中国学者”之说也只是大略的说法,美国学者Shearer(2017)即与以孙宏开等为代表的大批中国学者观点一致,认为语言的认同功能至关重要。

事实上,国际社会语言学界一直将“语言与认同”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其新近的研究成果包括“言语社区理论”,其中包含关于语言认同与语言沟通关系的论述(Xu 2015;徐大明 2016);并且涉及方言与语言的区别问题(Xu 2016),下面予以讨论。

言语社区理论提供了关于语言多样性的一个解读,即人类语言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语言的社区性上,人类语言之所以体现为彼此不同的多种语言,是因为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基本范畴是不同的人类社区(Xu 2015)。根据社会学社区理论,一个社区是由居住在一个地区的长期保持社会互动的一个人口构成。将上述理论应用到语言方面,就产生了下述观点:长期保持言语互动的人群即构成一个言语社区(徐大明 2004)。作为长期互动的结果,该群体发展出一些互动的规范以及其他有形或无形的“设施”,进一步辅助其互动。因此,语言即是言语互动的产物,是言语社区的设施之一(徐大明 2004)。这样就提供了关于“语言是什么”新的社会语言学解释。该解释建立在原有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的存现状态受到社会环境制约的认识之上,确认了社区、言语社区、语言之间衍生关系,指出了一个语言变体产生的过程(徐大明 2004;Xu 2015)。

言语社区理论不仅总结概括了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言语互动的研究,而且继承了人类语言学关于语言与社区关系的研究,还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是属于社区的/言语是属于个人”的观点(De Saussure 1916)。应用上述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识别语言”要联系到使用它的人群,以及为什么具体的“语言”都有一个社会文化身份。而这个社会文化身份的确认,首先来自于产生这种语言的言语社区。这样我们就为中国学者通过说话人群体进行语言识别的方法找到了依据,同时也指出了仅仅将语言视为交流工具的观点的局限性。

言语社区是一个互动和认同的统一体,语言作为言语社区的设施既是交流工具也是认同工具(Xu 2015)。因此,语言识别不仅要测试该工具的沟通功能,也要测试其认同功能,而且要到使用该语言的社区中去测试,通过实证研究来确认上述功能。因此,目前缺乏的是对“认同度”的客观性测试工具。


六、语言地位与民族权益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言语社区,亿万民众共享一个语言认同,民族共同语和国家通用语的意识日趋普及,这些都是语言识别工作必须面对的“社会事实”。中国的语言实践证明,语言沟通和认同可以是多层次的(黄行 2016;马戎 2016)。因此,言语社区是多层嵌套的结构(Xu 2015)。中国的语言学家由此发展出的“语言—方言”体系基本反映了言语社区的事实。然而,中国的语言识别体系受到一些批评,谓之“语言结块”(language lumping)(Erard 2009)。

批评中国学者“语言结块”做法的西方学者指出,“按照这种分类标准,欧洲的230余种语言就都变成不多几种语言的‘方言’了”(Erard 2009:333)。显然该作者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也是作为反对中国学者做法的一个论据来使用。但这一论据并不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具有不同于欧洲的历史,在两千年的时间内,由于汉字的沟通功能,中国的语言与中国的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汉语方言之间的语义对应性成为跨方言沟通的基础,不同方言区之间共享书面语言和共同的文学传统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徐大明 2004;武春野 2016;Xu 2016;张建伟 2017;等)。而且,近几十年来的跨地区交流也带来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字和文学的相互了解和学习(马戎 2016)。因此,新的双语、多语社区在逐步形成,语言混合使用的“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现象日渐发生(García & Li 2014)。在可以预见的不久的未来,言语社区与民族社区的脱钩将会出现(徐大明 2015;徐大明,齐汝莹 2016)。因此,对于“语言识别”研究也需要引入发展的眼光。以欧洲几百年来的民族国家模式为基准的分析模式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予以改进。“多元一体”的中国模式似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下面我们讨论怎样从动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语言识别问题。

以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为代表的基于沟通度测试的语言识别工作者大都宣称其工作成果对语言保护的作用和意义,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濒危语言保护作用。而且,目前所发现的濒危语言几乎百分之百是少数民族语言。这恐怕与对濒危语言的定义有关。《世界的语言》不仅列出了世界上现存的7099种语言,还标示出了它们的语言地位(Simons & Charles 2017)。语言地位的确定是根据语言代际传承干扰扩充量表(Expanded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缩写为EGIDS)(Lewis & Simons 2010)。该量表分13个等级,标示语言的安全/濒危程度,下面是该表的中文翻译:

从语言代际传承干扰扩充量表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语言地位”实际上是一个语言活力和语言官方地位的混合。量表的13个等级中,从6a开始往下都是通过代际传承的表现来确定的语言活力等级,而6a以上描述的都是受到政府语言政策影响的语言使用状况和使用领域。这个量表所体现的思想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语言竞争的环境,受到机构性支持的语言因此具有竞争优势,而其他的语言处于劣势,具体表现是代际传承受阻,语言人口减少,以至于走向濒危和消亡。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将更多的少数民族语言识别出来,然后加以保护和弘扬,看来是一项正义的事业。而根据上述思想,当前语言的保持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似乎就是政府语言政策的支持。这些观点看来似乎正确,但还是可以进一步质疑的。首先,这些论述的前提是,众多的语言,包括“已经识别的”和“未被识别的”,是已经存在的事实。但是,这个前提是有条件的。对于“什么是语言”当代学界内外存在着很多争议,在一个村庄里作为日常生活交流使用的语言变体,尽管有其独特之处,甚至达到外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是否也构成一个文化认同的标志,显然是个未知问题。此外,在当代社会人口流动、人口交融的情况下,语言习得的环境不断变化,言语社区的重组成为常态。因此,作为言语社区的沟通和认同工具的“语言”也是在不断地被“制造”和“再制造”出来(Xu  2016)。因此,何为语言,哪些语言变体应该被确认为“语言”或“方言”,不但受到确立的标准的局限,也受到言语社区动态发展的影响。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作为某种已经存在的实体,是由来已久的观点(方小兵 2017)。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以语言代际传承干扰扩充量表为标记的“安全的语言”都是得到现代国家的语言规划支撑的语言——这就引出了语言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参见赵世举 2015;武春野 2016;张建伟 2017)。

发起语言识别争议的学者Maechal Erard指出,国际标准化组织为新识别的24种“普拉”语言颁发语言代码的做法,代表的是一种“官方的承认”;他还指出,需要关注“中国政府对这一承认的反应”(Erard 2009:333)。由此可见,所谓“官方承认”似乎是语言识别的一个重要目标。其背后的逻辑是,一旦官方承认该语言的地位,就需要兑现其语言保护的承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官方承认的语言是否就是言语社区的实际状况。而且,如果语言识别的标准不统一,存在随意性,那么官方的承认和随之而来的选择性支持,必然带来更多的语言矛盾和社会不平等。

从近数百年历史来看,言语社区一般重合于一个民族文化社区。但是,新近的发展是城市化推动的言语社区与民族社区的脱节(Xu 2015;徐大明 2015)。因此,“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成为过去时代的一种形态,当代的语言识别不应该受到其局限。“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更成为落后的语言规划观。然而,如《世界的语言》所报告的那样,世界各国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或几种官方语言再加数种民族语言的状况。《世界的语言》虽然经常无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界的语言划分结果,对各国政府的语言确认却是完全尊重,以至于将英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因在不同国家作为官方语言而重复计算(孙宏开2017)。

事实上,语言、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波兰学者Kamuzella(2015)指出,近千年来的欧洲历史显示,不同的“民族语言”不断地被国家政治制造和再制造出来,即便是“方言变体”(lects)之间互通度的实际状况未变,国界的重划也导致它们被归属到不同的语言。然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语言识别工作主要集中在欧洲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力图在这些国家发现更多的“未被识别的语言”。Tomaz Kamuzella是一位历史学家,他采用“方言变体”这一术语,以便与语言学家所定义的“方言”(dialects)显示区别。然而,在语言学界,也有“语言是有海军的方言”之类的说法,实际反映的是“语言为语言规划产物”的观点(Xu 2016)。

根据语言规划理论,语言标准化的过程包括“选择”“确认”“建设”“推广”等几个步骤。以中华民国时期确立“国语”为例,首先需要从现有的不同方言语音当中进行选择,然后规定统一的“国音”,随后据此编纂字典、发布标准,最后需要在学校教育和其他场合进行推广应用(武春野 2016)。这些过程的最终目标是国民接受这些标准,认同这些标准,习得相应的语言能力。这实际上是在语言规划指导下的言语社区的建设过程,最终产生为社区人口所掌握的新的语言变体(Xu 2015,2016)。

如果语言识别工作者的目标是确立某种语言变体的法定“语言”地位,从而使其在教育、媒体和官方场合得到应用,那他们就是在参与语言规划工作。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语言规划者可能会承认其参与制造了某种“语言”的角色,而语言识别工作者认为这些“语言”本来就存在。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语言”和“民族”的同位性的观点,然后可能陷入循环论证:既然这里有这一语言,就应该有这么一个民族;既然有这么一个民族,它就有自己的语言。其实,“民族”像“语言”一样是一个社会建构,而且两者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的关系。然而,言语社区是一个实体,它的表现是特定地区人口的有形可见的言语互动,其重心和边缘都可以从“交际密度”观测到(徐大明 2004)。在特定历史阶段,言语社区往往与民族社区重合。这一点不难理解,就像民族社区可以与地理社区、经济社区重合一样。同理,现代社会中的民族社区与经济社区产生错位或脱节,言语社区也会与民族社区错位与脱节。

将某些特定社会语境的语言变体识别出来,赋予其“语言”的地位,从而使之适应社区的语言生活的需要,例如,作为教育语言、媒体语言或政府语言,显然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谁的社区”和“谁的需要”。理论上来说,是言语社区的需要。然而,言语社区的确认和言语社区成员的确认,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事。当一个社区处于封闭的状态的情况下,没有对外的人员和信息交流情况下,其言语互动只能处于社区之内,这时还没有必要将“言语的社区”从社区中区分出来。而当一个之前封闭的社区开放起来,由于广泛地交流,使得其成员的言语互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之前的范围了,这时就开启了言语社区重组的过程。所谓语言代际传承干扰就是言语社区重组的表现。典型的现代言语社区是多语境多语体的社区,其中包括许多“双言制”(diglossia)、“三言制”(triglossia)以及“多言制”(polyglossia)等形式的多语社区,可能已经形成了功能性稳定状态,再套用“一个民族、一个社区、一种语言”的模式就本末倒置了。

如果“语言识别”就是要提升某些少数民族群体所使用语言变体的地位以便为该群体争取其社会权益,那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1)该“民族”或“族群”是否就构成一个言语社区;(2)需要确认的语言变体是否就是该言语社区的首要沟通和认同工具。如果第一条不成立,所谓“民族语言”就名不副实,语言与民族权益的联系无从谈起。如果第二条不成立,恐怕就会“过度语言规划”,“为语言而语言”地强行改变语言状况,恐怕会带来劳民伤财、贻害社会的结果了。


七、结 论


关于语言识别的争议不仅是识别结果和识别方法上的差异,争议还反映不同的语言观和语言识别工作的不同目的。以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学者为代表的采用沟通度测试方法的语言识别方法有简单易行、直接测量语言沟通功能的特点;但是流于表面化,忽视了语言沟通的复杂性和语言的认同功能。中国的民族语言学学者采用的语言社会身份差异度与语言结构差异度结合的语言识别方法在实践中证明是有效的方法,克服了仅仅依赖沟通度测试这一简单方法的一些弊病,但仍然缺乏理论支撑。

将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引入语言识别的做法引起对该方法的科学性的质疑。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理论指出,语言不是脱离社会的符号系统,而是社区实践的产物,是社区成员集体意识的体现。从功能角度看,语言是言语社区的沟通和认同工具,因此必须联系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的社会语境来确认语言。所以,决定语言识别的应该是言语社区。中国学者“以人为本”,从社区的语言认同出发的语言识别方法因此得到理论上的支持。

从动态和发展的视角看语言识别工作,可以发现,当代语言和当代言语社区的性质还未得到足够的认识,落后的语言观和语言识别理论还在制约着当前的实践。将语言识别绑定到民族识别的做法已经过时,将民族社区等同言语社区的做法也毫无裨益。过度的语言识别不但无助于语言科学,还可能贻害语言保护工作。语言学的科学性还有待加强,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略


2018年第2期封面及目录: